子卿's profile和 仁 正 中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和 仁 正 中
|
||||||||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第三十三章、历史分水岭的开罗会议 时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 中国在开罗的「盟国」高峰会议中，虽然得到形式的礼遇与盟国支持的承诺，但是却引发后续的全面翻案，最终让中国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伏击，结果是确定了盟国利用与出卖中国的阴谋。若从历史发展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可以说是比中日之间的任何一场会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要深远，中国唯一的成就就是确定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失地，但是从此她也被盟国送上孤立与分裂的历史悲剧之中。 中国的对日抗战，当然没有打到非洲的开罗，但是开罗却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命运的历史性政略会议，也是划分战后亚洲历史发展的重要决策枢纽：在这场会议中，中国为亚洲争取到未来发展的机会，却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危机。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盟国地位的历史分水岭，在会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步步高升，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直到中国的领导人终于能够与英美两国领袖，在开罗平起平坐的讨论战争与战后的安排。但是，却也因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风范与复兴的斗志，因而造成国际强权的领袖，担忧中国在战后的兴起，将会影响到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利益，所以丘吉尔与斯大林决定，设法设计说服美国，好一起联手打击与出卖中国。 若从历史结果的角度来衡量开罗会议，它的后果可以说是极端的严重，因为中国在开罗会议所有得到盟国的允诺，立即在会后遭到近乎全面的翻案，在开罗会议之后，美、英、苏强权修订了的它们对亚洲政略的目标，就是在击败日本之后，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复兴与强大。 盟国于是以各种的政策花招，设法延迟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这样中国就得不到极其重要的作战资源，她的国力自然无法成长与强大；同时还设法分散中国最后保存的一点战力，这样她必然遭到战场上严重的挫败。因而中国只有拖住日军的能力，却无反攻日本的力量，然后苏联的红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的侵略中国，英国也可以稳住它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战后的中国则因为实力耗尽，只能拥有战胜国的虚名，不但无法为自己在国际间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在国家重建上，更是百废待举而无法施展。 33.1 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珍珠港，造成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正式凝成一个新的盟国结构，这对于中国而言，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对日本的孤军奋战。中国与盟国并肩作战，正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她以空间换取时间，用无数的牺牲所支撑到的决定性时刻之来临。但是中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正要开始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历史命运考验。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真正能有实力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盟国，只有中美苏英的四强而已，但是英、美、苏三国都曾参与了一九○○年的八国联军阵营，对于中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并取得剥削中国的各种特权。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英美等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这些国家都没有依据国际社会的公理，主持应有的正义，也没给与中国有效的援助。原因只是担心自己会卷入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之中。但是最后当在日本侵略的矛头，指向他们之后，他们才想到，中国是对日战争中，作战最久与牺牲最大的伙伴（没有中国撑住半边天，整个反法西斯战局必然要重新排列过）。 事实上，西方盟国在中国开始独力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不屈不挠的作战意志之后，就对中国开始有些刮目相看，部分国家开始研议，将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考虑废除与中国所订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做为对中国努力自卫成果的尊重与回报。 到了珍珠港事变爆发，西方国家在东亚才真正面对日本军力的打击，这些世界级的强国，在太平洋地区遭到日军攻击后，几乎全面溃败，这时他们才真正地亲身体验到日本皇军的威力，因此对于中国的独力抗战，更是加增了尊敬。当然立刻把中国纳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中，在一九四二年元月所发表之二十六国的联合国宣言中，中国名列发起国家之中的四强。 当时美国与英国政府，更是愿意优先考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他们在东亚与太平洋的作战，可以说是一败再败，所以急切需要中国替他们先顶住日军的攻势，并吸收日军的压力，以分散日军的兵力，他们不敢想象，假如中国放弃对日军作战，超过八十万的日军可以转攻印度、中东，或是南太平洋，盟国就可能无法挡住法西斯的攻势了。 因此美国政府首先同意，在二月七日正式由国会批准，以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给中国周转（信用贷款不同于援助，将来要归还的），以协助中国稳住战时日益匮乏的经济。另外英国也几经谈判，在一九四三年同意以五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支持中国的战时经济。（不过事实上，由于英美两国政府的官僚体系阻挠，这两笔贷款一直没有爽快与及时的拨给中国使用，而是催一下，给一点，弄得中国政府在调度上，非常的痛苦。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穷，但是宋子文管理财政，从不要外国施舍，也极不肯发行外债，假如中国若不是因为对日本作战，国民政府的财政健全，根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借外债，同时中国的外债偿还信用极高，过去有关各种的桐油借款、棉麦借款，都是依照规定还款，绝无拖欠。） 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同时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也觉得中国已经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若是仍然对中国保有帝国主义侵略时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的宣布，要放弃对汪精卫伪政府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也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十日，由英美等国家带头宣布，废止过去所有对中国各地的租界权（除了九龙租界之外）、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中国境内驻军权，以及赔偿的款项，接着又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与中国政府完成平等互惠的新约，从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与国格平等的国家。 这是中国自从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所签下南京条约之后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立了三十二年之后，中国才真正的「暂时」得到国际地位的平等[1]，这全靠中国全体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才换得这样的成就。事实上，由于美国本身是从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得美国有着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曾经提倡民族自决，而引起与英法荷等欧洲殖民帝国的严重摩擦。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美国本身也没有以身作则的完全放弃在中国所拥有的帝国主义特权利益，不过单就美国能够肯定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极其重要的战略角色，坚持要中国参与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强地位，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其特别的历史眼光与领袖胸襟，但是也就因为美国如此公开肯定中国的贡献与影响，也就种下中国要在盟国的政略中，遭到出卖的命运。 当时的大英帝国，在遭到德国凌厉攻势之下，几乎已经无法招架下去，幸好美国给予英国极大的军经援助，英国才勉强的撑住局势，而在美国正式的参战之后，英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确定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秩序，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美国会急于先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仇，而进行「先亚后欧」的战略安排。这样若是亚洲殖民地会先光复，而宗主国却还在苦战之中，那么殖民帝国将会无法维持下去。 同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帝国苏联，一样的被德国法西斯打到几乎亡国，也是靠着美国大量的军援，才转危为安，苏联最希望的是，美国全力援助苏联，但是绝对不能优先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获得足够的援助，而展现战力，那么苏联就失去侵略中国的机会了。 在美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中，也很清楚这个决策的历史性影响，因为假设美国优先在太平洋反攻与优先援助中国，这样亚洲会先得到和平与解救，而欧洲却仍然在战火中挣扎，那么西方国家，将面临从自新航路世纪之后，主导全球历史主流的龙头退位的挑战，丘吉尔全心全意要挽救大英帝国最后的国势，因此立刻赶到华盛顿，设法让美国政府接受「先欧后亚」的战略优先秩序。丘吉尔同时已经开始在盘算着，如何在战胜后继续维持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他的亚洲策略是，击败日本，扶植法、荷，压制苏联，与孤立中国。这样英国才能在战后继续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利益。斯大林更是盘算着要扩大侵略中国的策略，哪里肯让中国获得援助？因此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西北的国际援助通路。 33.2 盟国争取私利而出卖中国 说起对日本作战，英美两国可以说是心情矛盾，在历史上，美国开启与协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美国的舆论与政策，都是倾向日本这边的国家。而英国更是在一九○四年与日本结盟二十年，大幅拉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在亚洲各国之中，日本是受到英美最多友谊与支持的国家。不料日本因为要想称霸东亚，仍然与英美产生了利益竞争，最后恶化成为战争冲突。日本想要东南亚的战略与经济资源，就不得不与英美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在政略上，喊出亚洲人团结，推翻欧洲人殖民统治的口号，更是让英国感到危机四伏。 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战后世界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有了这个历史的过节，更让英国感到警惕，不能再支持与扶植亚洲国家兴起，否则大英帝国就要退出亚洲与历史的舞台了。特别是蒋介石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为了巩固亚洲地区抗日的合作，竟然企图介入印度与英国的政治争议，中国主张朝鲜与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更是威胁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战后复辟。因此丘吉尔的亚洲战略，就有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要出卖中国前途的构想。 而苏联完全继承帝俄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大业」，要在中国寻找可以进出太平洋的不冻港，同时要瓦解中国土广民众的大国架构与格局，而苏联同时面对与日本竞争与对立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斯大林棋高数招的将计就计，让中日之间先爆发战争的冲突，然后有限度的支持中国对抗日本，这样日本与中国互相消耗国力，苏联就可以更为容易的侵略中国，苏联也就不必担心与日本的决战军力。 斯大林很快就看出，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苏联，虽然是一个历史危机，但是更是一个历史扩张的重要转机，因为西方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伤痕累累的代价，为了战胜轴心国，还要不顾意识形态的对立，拉拢与支持苏联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这样苏联可以用美国提供的力量，击败德国，扩大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地盘，再利用对日本作战的机会，掠夺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奠定在亚洲发展的基础。 而在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只有美国想要给战后的全球，一个更为公平与自由的世界，因此美国除了全力支持英国与苏联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外，也想给中国一个复兴与发展的机会，以反法西斯的中美英苏四强，构建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结构。罗斯福总统四强架构，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历史远见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排斥苏联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与意志。 但是罗斯福却错估了丘吉尔挽救大英帝国的谋略，以及斯大林构建赤化世界的阴谋，会对世界在战后的正义与和平，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苏联对于中国加入四强的反对最深，英国也有极大的意见，但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在莫斯科发表了四强宣言，从此中国跻身在这个全球最高身价「俱乐部」的斗争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力仍然有待发展，中国也没有多少外交折冲的能力，因此在国际强权的斗争之下，中国就面对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政略战争，在这个战场上策略的得失，往往要比与日军几场大会战的胜负，对于中国利益的影响还要深远。 英美两国以血浓于水的历史关连，建立了紧密的对抗法西斯盟国关系，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会议，共同决定两国的战略合作发展关系，但是英国最终的目的，不在构建战后的和平与历史的正义，而是企图挽救大英帝国的历史衰颓。丘吉尔看出斯大林的谋略，志在利用这个历史的机会，以赤化而称霸全球，同时，丘吉尔也看出蒋介石复兴中国的决心，因此丘吉尔认为，打败德国与日本，只是巩固大英帝国的第一步，如何防止苏联的扩张与中国的复兴，才是英国的历史谋略所在。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所以丘吉尔的谋略是，假如不能压制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就不如将苏联的势力，同时的带入亚洲，这样增加美国将会立刻遭到苏联全面的挑战，这样美国就不但无法挑剔英国维持殖民帝国的政策，甚至还要拉拢英国支持美国来对抗苏联了。因此丘吉尔提出一个锐利但是关连的战略：假如美国支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中海登陆计划，英美联军由地中海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北上，与苏联军队在东欧会师，攻击德国，那么英国就答应中国与美国的要求，反攻缅甸，打通支持中国的交通线；假如美国坚持从法国开辟攻击德国的第二战场，那么英国就不会支持中美反攻缅甸的提议。 从战略观点而言，英美盟国从地中海北上，与苏联军队会师，一起由东向西进攻德国的方案，与英美联军由法国登陆，由西向东夹击德国的方案比较，前者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战略的常理。因为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后勤的支持以及西欧国家流亡政府的支持而言，当然都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方案，以夹击德国，要有利太多了。 丘吉尔的地中海攻击方案，几乎是一个纯粹理论的奇想，美国军方人员，在审慎评估这个所谓的作战方案时，发现在后勤与军力调动上几乎都不可行，何况美国已完成直接渡过英法海峡，及早在西欧打开第二战场的方案[2]，可以迅速击败尚未进行西线防御作战的德军，因为当一九四三年，德军主力都在东线与苏联部队进行决战，美、英国部队可以说是乘虚直捣德国，甚至可以迅速将军力由西延伸到东欧，防止苏联对东欧的席卷，但是丘吉尔却将不可行的地中海作战方案，作为英国玩弄政治权谋的棋子，硬是把反攻欧陆的日期往后拖。而苏联当然更不可能接受英美的地中海北上的作战方案，因为这样一来，苏联的整个世纪扩张计划，就要受到英美的直接牵制。结果在中英美苏之间，就产生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政略与战略的选择争辩[3]。 另外，丘吉尔对于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极强的反应，蒋介石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访问印度，企图调停印度与英国之间严重的政治纠纷，其实蒋介石访问印度的主要用意，是希望能够劝服印度寻求独立的领袖们，如甘地与尼赫鲁等人，能够先共体时艰，协助英国人击败法西斯力量的威胁，以后再谈独立与自治的问题。但是蒋介石的访问印度，并没有赢得印度领袖的友谊，而更使得丘吉尔满心的不高兴，认为蒋介石竟然要串连印度，来瓦解大英帝国。加上蒋介石又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代表其政治抱负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中国抗拒帝国主义侵略，与在世界寻求发展和复兴的决心，更是引起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者，强烈的反弹，丘吉尔与斯大林当然都看出蒋介石要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强大之路。 总之，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眼见盟国之间的政治立场纷歧，以及彼此对于战略的方向的冲突，而对于战后的秩序与利益的分配与安排，都需要及早举行四强的高峰会议，因此罗斯福一再出面邀请，斯大林前后拒绝了七次，蒋介石也不愿意主动的拜会罗斯福[4]。只有丘吉尔再三的纠缠罗斯福，要推销以英国利益为观点的战略安排，在四年之中，他与罗斯福会面十一次，不断的争取到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33.3 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领袖，不能总是避不见面，许多重大的决策，不能只靠部属的传话与协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因此在罗斯福的再三情商与利诱威胁之下，四强领袖会议终于分成两个梯次举行，那就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的美、中、英开罗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美、苏、英德黑兰会议。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肯与蒋介石直接见面会谈，会议竟然要分成两组进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场四强领袖高峰会议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了。 主张召开四强领袖会议最为心切的罗斯福，早已熟习丘吉尔那一套维护大英帝国殖民利益，可以死缠烂打到底的精神，不过罗斯福认为，英国这种构建在十七世纪架构的殖民帝国政体，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是罗斯福却对于苏联的领袖斯大林，有着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当然罗斯福也受到美国政府中同情左派的技术官僚的影响），他认为苏联经历过这场几乎亡国的大战之后，假如能够有机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平等与尊重，它应该会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何况苏联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公开解散第三国际，不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改变讯号吗？此外，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处境相当肯定，一个领导停留在十七世纪社会结构的中国军方领袖，能够坚持如此不屈的抗战精神，因此实在值得美国助中国一臂之力。 虽然罗斯福的个人才略突出，却不能掩饰美国人缺乏历史深度的重大缺点，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历史性大奸大恶的冷血枭雄。斯大林的深沉凶残，必须从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被欧洲主流历史所排挤，近千年处在被亚洲攻击能力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屠杀、恐惧之情结下，加上完全无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三重深沉历史所铸造而成的枭雄性格来理解，因此罗斯福一番以诚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尔所利用与迷惑了。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其实是一会两开，形成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方向的政治战场，结果是中国实力与谋略不足，因此先胜后败，美国的实力无人能及，但是谋略缺乏历史深度，先后被英苏所蒙敝与利用，英国谋略深沉，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苏联的实力与谋略都是有备而来，成为历史短期的最大赢家。 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月，蒋介石因为史迪威介入与操纵中国的权力斗争，最后导至宋子文等政学系军政要员遭到整肃，原本中国与美国进行的各种重大外交与军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权负责。宋子文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战略决策阶层，有着很深与很频繁的接触与关系，他多次为中国战区的利益，与美军决策首长进行辩论与交涉，他非常了解英美战略决策人事与背景，原本应是最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是此时却为史迪威所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 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 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 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不过在领袖的决策会议中，罗斯福却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甚至动用个人的威望，表达盟国应该将反攻缅甸的作战，列为优先的战略布署。一方面罗斯福认为，若要以较少的伤亡，较短的时间击败日本，就要充分武装中国军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地缘与人力的优势，一方面罗斯福也表达对于中国过去抗日所做重大牺牲的关切与补偿。丘吉尔力争无效之后，只在表面停火，其实丘吉尔准备联络斯大林，进行会后的翻案大反击。 总之，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反而为中国以外的事务，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韩国战后独立与中南半岛的前途，都争到决定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是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而与丘吉尔产生不少的摩擦与辩论，也就更为坚定丘吉尔要防堵甚至打击中国的成见。因为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何况，罗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复被日本所夺取的所有失土，那么中国要回香港、九龙，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于丘吉尔自始至终全面的杯葛蒋介石，让会议进行得相当的不顺利，连罗斯福都感到十分的忧虑，因而明白的向蒋介石表示，会议的最大问题，就是丘吉尔不愿意中国强大，不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弱国，又就在生存危机与实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国一向缺乏攻击的个性，因此对于一些关于自身利益的问题，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坚持到底，以免会议破裂，或是增加罗斯福的困扰，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开罗会议中，能够确定收回中国历史失地、决定反攻缅甸作战，以及取得美国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蒋介石认为，单是这三项的成果，就足以称为成功了。 因此在最后的开罗会议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国团结一致，对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并且列出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以及让韩国在战后独立的公开宣言。开罗会议在形式上，单是中国元首能够英美两国领袖，平等的举行高峰会议，共同发表了历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蒋介石还算满意的离开开罗，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对于反攻缅甸的具体军事行动决议，但是真正出卖中国的阴谋，却开始在开罗会议之后，正式临到中国。在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与丘吉尔联手策划，最后造成罗斯福改变立场，使得在开罗会议中，绝大部分对于中国的承诺，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兰会议全面大翻案 开罗会议才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兰会议就接着登场，这场西方盟国英美苏领袖之间，第一次的高峰会议，原本就在斯大林的全面设计之中，斯大林以极高的政治谋略，争取罗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结束对德国的作战，其实是使苏联能够独占攻占东欧所有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并且正式提出，苏联考虑在德国投降之后，对日本宣战，这样苏联也可以成为提早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主要战力来源 当然斯大林非常技巧的推销中国没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由马歇尔设法扩大传播，又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马歇尔的密友）之「第一手报告」的坚决支持，加上国务院左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尔也是站在同一战线助阵。这个观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罗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因为获得援助而强大，就会严重的妨碍到苏联红色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复活。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是，一心希望能够越早结束大战越好，这样能够减少美国军民的死伤，同时他缺乏历史战略布局的远见与耐心，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政治、社会上组织严密，因此军队动员能力强，又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加上美国大量的援助后，其作战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均佳，对外又善于宣传作战的表现，所以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罗斯福在得到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之后，开始动摇武装中国部队承诺的信念。 而丘吉尔发现，既然无法阻止苏联在东欧形成支配性的扩张，同时能够早些击败德国，对于英国本土国力的恢复，更有实质的利益，英国必须依赖这个抢先的时机，力图恢复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因而将尽全力的迫使罗斯福打消反攻缅甸的承诺。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因此，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若是在战后强大，必然会威胁美国，美国既然受到苏联全球的威胁，当然就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美国就就不会在战后，强迫英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 因此，丘吉尔全程的陪同罗斯福往返开罗与德黑兰，用尽每一个机会，游说罗斯福放弃支持蒋介石反攻缅甸的决定，在斯大林的巧妙协助之下，罗斯福最后竟然被说服，美国不是要「放弃」反攻缅甸，而只是「延后」反攻缅甸或是「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而已，罗斯福经不起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联合攻势，最后竟然就倾向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样就等于将极待援助的中国战区，置于危机的刀锋之前[6]。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同时回到开罗，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参谋，进行会后战略行动计画的具体会商，这时丘吉尔还是没有放弃对罗斯福游说，放弃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丘吉尔这种「精诚所至」、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扭转了罗斯福的坚持。此时的罗斯福与美军将领，几乎已经完全的陶醉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伟大场景中，因此决定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这场登陆战上[7]，这样登陆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以切断日军在东印度洋的作战力量的方案就无法执行，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事实上，罗斯福原先是非常坚持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但是在考虑斯大林答应，苏联将会对日本作战，以及反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准备，必须要万无一失的状况下，盟国很难再抽调海军登陆艇到缅甸，所以罗斯福最后同意，盟国反攻缅甸计画只有延期。罗斯福在做出延后反攻缅甸的决定时，曾经最后召见史迪威，询问中国的抗日战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不堪一击的状况之下，只要日军再发动一次类似鄂西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必然崩溃，因此美国是否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打通缅甸援助中国的通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样罗斯福认为，中国既然连自保都有困难，也就根本没有力量协助美国提早打败日本，同时苏联答应要帮忙进攻日本，那么美国只有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延后反攻缅甸，罗斯福并且还忧虑假如蒋介石垮台之后，美国应该如何收拾中国的残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虽然斯大林、丘吉尔的心胸奸险，以及罗斯福总统的缺乏远见与坚持，都是出卖中国的利益的原因，但是中国自己内部四分五裂，出席会议的阵容不强，又有史迪威这种通敌的内奸，中国要想在世界顶尖谋略的会议上，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会容易遭到暗算。 33.8 恶梦开始降临中国 开罗会议结束不过十天，恶梦就开始降临中国。罗斯福突然告知蒋介石，盟国因为要全力进行诺曼底登陆战，所以要延后全面反攻缅甸的计画。蒋介石接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遭到极大的打击，这等于说开罗会议的实质结果作废，中国所有的希望，就是放在打开缅甸的国际通路，接受美国大量的援助，以提高作战能力，击败日本，重建家园。但是延期反攻的决定，就使得中国面对更为艰苦的战局。 在缅甸通路迟迟无法打通的情形下，苏联又继续封锁西北通路，单靠每月一万吨的空运，是无法支持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与作战资源，蒋介石担心，中国经济危机的状况，迫使中国可能无法再支持六个月以上。因此蒋介石只有向罗斯福提出，增加空运数量到达每月两万吨，以及根据开罗会议时候的协议，拨给中国十亿美元信用贷款，以因应中国战区处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增加作战抵抗能力的需求。其实这两个要求，本来也是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得到罗斯福同意的，但是却竟然「意外的」引起了中美之间爆炸性的冲突。 首先是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在十二月九日，急电华盛顿，提出与蒋介石要求完全相反的看法，高思表示中国根本不需要美国新的援助资金，要想解决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所需的是大量物资的援助，但是除非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根本无法将援助物资运到中国，所以美国政府目前根本不要答应蒋介石的贷款要求。而史迪威更是站在绝对反对的立场，他向马歇尔报告，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政治勒索手腕，史迪威宣称，因为美国不能履行承诺，打通经由缅甸援助中国的陆上通路，蒋介石就开口要十亿美元做为「交换的条件」。 没想到这个由史迪威捏造的[9]「交换条件说」，竟然会刺激了整个美国政府上下一心的强烈反弹，从陆军部到财政部，从参谋长马歇尔到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都对蒋介石要求十亿美元的借款，产生敌忾同仇、连成一气的看法，加上随后蒋介石，又依照中美的协议，要求美国支付在成都修建战略空军基地，以及驻华美军费用的钱，当这个消息经过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传回美国之后，蒋介石立刻成为美国政府内，人人喊打的「公敌」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没有过这样的情绪反感）。 而所有的美国政府官员，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同意加以考虑的，而支付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与生活费用，更是美国政府主动同意支付的款项[10]。 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更糟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十八日，任命史迪威全权统领中国驻印军，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攻击日军的军事行动，以掩护雷多公路的修建。不料这时史迪威与蒙巴顿竟然自己「私下」决定，乘机提前发动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计画，以拖住中国的军队，同时可以减轻英军在印度所遭到的军事压力。因为当时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扩大卢沟桥事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元凶），正在准备对印度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 史迪威然后透过马歇尔，要求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派遣接受美援装备的华军出兵支持，这原是蒋介石所坚决反对的进攻缅甸「替代」方案。而原来罗斯福也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就是若盟国没有配合从印度洋进攻缅甸的行动，中国不宜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此蒋介石拒绝出兵是有充分正确理由的。但是罗斯福在马歇尔的误导下，居然认为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史迪威与蒙巴顿现在要出兵反攻缅甸了，蒋介石竟然不肯出兵配合！ 罗斯福在十二月数度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合作，出兵反攻缅甸。这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中国不但不想出兵作战，反而要求大量的援助。突然间蒋介石成为「勒索盟国」的公敌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面临破裂的危机。 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事实上，真正背信弃义的是美国，因为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中，亲自答应蒋介石的两个项重大决定，一是盟国合力反攻缅甸，二是考虑贷款中国十亿美元。蒋介石回国之后，正式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完全是依据开罗会议的结果行事，毫无过分之处，更和盟国延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无关。但是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蒋介石狮子大张口的「交换条件」。其实真正要感到愧疚的应该是美国，自己推翻了对中国军事反攻的承诺，以及扭曲十亿美元贷款的考虑。 但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上下一致的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勒索，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指出，中国原先的五亿美元贷款都只用了一半而已（当时美国一直以空运困难，拖延中国购买黄金，收回法币的财政计画，所以导至资金无法依照计画使用），而中国严重的经济的问题需要等到重开滇缅公路，可以将大量的物资运到中国之后，才能稳定中国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1]，所以美国财政部坚决的反对给中国新的借款。对于蒋介石依照中美的协议，要美国偿付修建机场费用，以及驻华美军的开销，美国政府则借口说，蒋介石要求的一美元兑二十法币的官价汇率，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合理（当时黑市汇率为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元法币），所以美国财政部也反对到底。蒋介石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必须维持法币官价的汇率，否则中国的财政信用会崩溃，因此坚持不肯改变汇率。这点当然更是蒋介石借机敲诈美国的滔天罪证。 美国财长摩根索的观点，说中国需要为要大量增加物资的供应固然有其道理，但是要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更是克服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金融政策，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确相当的危急。不过，中国政府坚持维持官价固定汇率，完全的脱离市场价格，在当时虽然是见仁见智的经济政策问题，但是以后见之明而言，恐怕是蒋介石与孔祥熙一个严重的错误政策决定，因为以这样水准的汇率，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对国会交待，援助中国换算美元的费用成本，竟然会达到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其实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以美元换法币的方法，来回收超额发行的法币，而不要用黄金收回法币，结果因为这个.作，因为战时交通极端的困难，经常发生延误，而造成政府信用的破产。 更为不幸的是，此时蒋介石对美国政府采取压力的交涉，蒋介石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假如美国坚持不支付驻华美军的费用，中国政府实在已经无力负担美军在华所有经费的支出了（单是为了在中国建筑大量的空军基地，就让中国前前后后支出了近百亿法币的代垫资金，造成地区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要求，假如美国政府再不依协议付款，那么最迟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驻华美军要自己设法张罗供应品，这原是盟国之间常用的谈判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却为此事，出现更为激怒的反应。 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这时罗斯福已经直接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兵，以支持史迪威与蒙巴顿的缅北作战计画，但他「忘记」了中美之间的缅甸作战共识，是中国绝对不能单独进行缅北作战，因为这种局部反攻，既不能击败缅甸的日军，反而造成中国战区实力不足的危机，此时马歇尔却极力的批评蒋介石，他指出这就是蒋介石一向的阴谋，中国拿了美军的援助，却不肯让部队参战，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中断对中国的援助，来压迫蒋介石出兵参加缅北作战[12]。 这时候，罗斯福从失信于蒋介石的感到遗憾，一变而为对蒋介石的「勒索」感到不满，这种变化之大，简直无法理喻，但此时中美关系，突然就濒临破裂的边缘。马歇尔这回可抓到机会，可以置「盟友」蒋介石于死地，因此马歇尔全面煽动美国政府的反蒋情绪，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美国政府联席会议上，一向极端左倾的财政部次长怀特（Harry White），以充满煽动的言词，猛烈的批评中国的要求，因此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人提议（非常奇怪的是，国务院竟然缺席），美国干脆中止对中国的支持，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撤退所有美国在中国的军事人员。陆军供应部长索摩维尔甚至提议，干脆悬赏一亿美元，收买在中国的政客，动手进行政变推翻蒋介石，另外组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整个会议，简直成为对中国的一个私设裁判法庭，与会人士全都成为「中国私刑队」的成员，以最为刻薄的方式，声讨中国借钱的滔天大罪，其程度比后来对东京大审日本战犯的声讨，还要严厉的多[13]。 这个会议的结论，当然得到马歇尔与史汀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备忘录能够传到重庆，那么保证中美关系全面破裂，美军也会撤离中国战区。幸而在最后关头，罗斯福总统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介入，参加意见，赫尔力排众议的指出，假如美国政府这样对待蒋介石，美国的对日本作战，将会失去中国的合作。假如中国与日本停战，那么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全面的逆转，美国就没有把握控制亚洲的战局，这才点醒「中国私刑队」情绪化决策的不当，美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在亚洲的支持，否则美国再多花两百亿美元与一百万部队，也不一定能挽回亚洲、太平洋战场，因失去中国所造成的危机。 因此在国务卿赫尔的斡旋之下，最后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每月最多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驻华军费，原先的十亿美元贷款免谈，修建机场的费用也免谈，汇率另行商定（最后是以一美元兑七十法币达成协议）。史迪威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必需要出兵协助，否则美国绝对不再援助中国军队。 这场中美之间，莫名其妙的「离奇」冲突，可以说是荒谬已极，盟国不但在战略上欺骗、出卖中国，又背信于援助中国的承诺，最后突然完全怪罪中国向美国勒索，同时还不顾中国战区的安危，强迫中国出兵进攻缅甸北部，进行一场最耗费军力，得到最少战果的作战。这个冲突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精疲力竭的中国要更为孤单的面对来自盟国的遗弃与打击。 「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结果当然是史迪威在缅甸，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大胜日军，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战力被抽调一空，空军战力也受到分割使用，结果中国军队从北到南，都被日军击溃（详情请参看三十四章）。 美国政府的结论就是，史迪威是可以领导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的「名将」[14]，中国的军队必须交给史迪威统帅，蒋介石与中国军队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因此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可以说是一无贡献。 这个「中国抗日无价值」的刻板宣传，有了中国战区大败事实的支持，造成罗斯福逼迫蒋介石，交出中国政府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的霸道做法，更成为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中，盟国毫不留情阴谋出卖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整个中国被否定与被出卖的历史，都是盟国的政治野心家一连串的政治陷阱所设计造成的，中国绝对没有想到，盟友会比敌国还要残酷。此时之中国正处在被盟国出卖的全面危机之中，但她仍必须要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最后的挣扎。 33.9 参考资料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梁敬錞《开罗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前因后果，都有很好的深入论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于中美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关系变化，有非常珍贵与最新公开的资料。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 对英国惯以狡猾的手腕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有详细的描述。 附注： [1]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又失去这个地位。苏联对中国「友好同盟」的邦谊可见一斑。 [2] 美国提出的整套方案，代号为 BOLERO 及 ROUNDUP，盟军先在英伦三岛集结超过一百万的优势兵力，加上空、海军的支持打击，于一九四三年夏渡过英法海峡反攻欧陆，但丘吉尔用尽方法抵制此案，原因是丘吉尔想藉延长大战的时间，把德国彻底消耗掉，好让英国一劳永逸，从此少了一个最头痛的竞争对手。 [3] 有关丘吉尔由地中海仰攻德国的奇想，做为英国的政治斗争手法，在魏德迈的《Wedemeyer Reports!》一书中，有非常深入的批评。 [4]这点非常的可惜，事实上，罗斯福在战争刚开对于蒋介石领导对抗日本的贡献相当的肯定，是美国友华派的领导人，蒋介石不能与罗斯福多主动接触，结果造成反华派的军人与官僚蒙蔽罗斯福的判断。 [5]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的姻亲，但是绝非一位迎逢的政客，他不但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与蒋介石闹翻过多次，不管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他是一位很有坚持的政治人物。 [6]当时的英国与苏联，都已经获得美国几十亿到百亿美元的大量援助，才能撑住战局，而中国参战比它们还早，中国的国力原比它们还弱，所以中国需要先打通缅甸通路，获得实质的援助之后，才能展现战力，配合盟国的反攻计划。 [7] 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作战，投入的力量是远超过作战实际的需要，根据作战实况，盟军其实只要使用一半的资源，同样可以成功的登陆。 [8]这是史迪威最为恶毒的做法，身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竟然专门做出卖中国战区的工作，而预言中国将立刻被日本打败，根本就是史迪威自从七七事变以来的「职业」性预测，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没有像史迪威过去所说的，在中日全面战争六个月之后就被打垮，也没有像史迪威又说的，中国再打一次鄂西会战就会崩溃，事实上，中国后来又打了比鄂西会战规模还要大的六次会战，她还是没有倒。 [9]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盟国反攻缅甸以支持中国战区的承诺原是一个骗局，十亿美元的贷款，是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就提出，罗斯福同意优先考虑的。因此反攻缅甸与贷款并无关联，时间顺序也证明交换条件说的荒谬。 [10]中国是美国的盟国，为了打败日本，她已经是牺牲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当时盟国并肩作战，由美国提供军火与经费支持，原是反法西斯同盟标准模式。中国比英国与苏联所做的牺牲，都要大得太多，但是得的援助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只是贷款用来周转与维持国家的抗日战争而已，将来会全数还清的。美国政府可以不借，但不必把中国借钱的要求，当成头号公敌来对付。 [11]问题是，盟国又自己推翻决议，取消了反攻缅甸的计画，重开滇缅公路已经无望，那么中国只有等死？ [12]难道马歇尔忘了，盟国并未批准史迪威私自决定的缅北作战计划，蒋介石那有义务出兵支持史迪威个人的作战冒险，中国战区还要不要军力来维持了？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没有拿到多少美国的援助，因为缅甸的通路没有打通呢！此外，难道中国接受美国援助，是为了要当英国在缅甸的「佣兵」，而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 [13]对照其它盟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总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而且有许多笔钱是有借无还的，中国是规规矩矩向美国借钱，而且保证会还钱的，竟然要受到这样的羞辱，大概美国嫌中国借得太少了？是不是希望蒋介石应该向斯大林学样，开口要个一百亿美元（而且是从头就打算赖帐的），美国总统反而会亲自将钱送来？ [14]除了偶尔忘记自己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官，把部队丢了就跑（详情请参看三十章滇缅作战）。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第三十二章、保卫重庆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重庆就代表了中国人抗日的中心所在，日本对于重庆是恨之入骨，日军曾经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消灭或是摧毁重庆，其中包括一九三九年五月，对于重庆进行日以继夜的大轰炸，造成平民高达上万人的死伤，但是所有的中国军民仍然不肯屈服，重庆仍然是抗日的中心。 日军在一九四年夏季，再度对重庆发动长期的战略轰炸，特别是在八月份，日本飞机的炸射简直没有一天停止过。当时中国的空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阻止日机的袭击，重庆几乎被炸成废墟，而中国的军民，每天都生活在日机攻击的危险下，但仍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岗位，抵抗日本的侵略。 “重庆精神”成为日本皇军无法抹除的抵抗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当日本南方军顺利攻略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战略目标之后，回报日军大本营：“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日本是绝对没有想到，先进西方国家的军队，是这样不堪一击，而对照之下，中国军队竟然是如此顽强不屈。日军大本营在狂喜之余，开始筹划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对日本来说，冷酷的现实是中国的顽抗，假如中国事变没有结束，日本就别想执行其它任何的战略构想，因为日本的兵力根本不够分配。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中，全盘检讨整个战局之后，开始倾向接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建议，就是日本对外作战问题，是从中国战场开始，就要尽量设法先结束在华作战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事变”不能告一个段落，日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完成其控制东亚，与德国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中国在抗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限韧性，真是叫当时“无敌的皇军”不知如何是好。 32.1 日军曾经研拟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本的大本营考虑到，既然重庆的国民政府绝对不肯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汪精卫的伪政府又是扶不起的阿斗，除了日军准备对于重庆政府，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直接进攻四川与席卷云南，以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之外，也就没有其它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何况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军力最为低迷的时刻，在西北与西南通路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正是日军一劳永逸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时机。 日军直接攻占四川，以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构想，特别受到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支持。中国派遣军与日大本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决定将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并且准备在日本国内，再动员二十三万的后备军人，以支持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所需的兵力；又把日军名将冢田攻中将，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为在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日军正是准备将当时的第一战将，担任进攻四川的先锋指挥官。 当时日军拟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准备由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进攻。日军准备特别组成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一军、第七军与第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是为北路军，先由山西、河南交界处，分道渡过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之后，主力向南旋转，越过秦岭，与由汉水进攻汉中盆地的另股日军会师，由北方的侧背进攻四川的成都平原。另外由在武汉十一军的五个师团组成南路的日军，则由长江的宜昌附近逆流西上，突破华军在三峡山区的防线，直接攻入四川的东部，然后将兵力直指重庆。攻入四川的两路日军，最后在重庆会师，攻占整个四川，在乘胜扫荡华军对外联络的基地云南。这样可迫使抗日的国民政府，再向西南的西藏败退，或是向日军屈服求和，或是沦为地方游击政府。日本希望这样就可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争，以调出部队准备与盟国进行决战。在日军准备攻势的压力之下，当时的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假如四川遭到日军攻陷，他将准备将国民政府迁到西康，继续进行抵抗。 但是当日军的五号作战计划所需之后勤准备与兵力集结，都在旷日费时的筹备时，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线，因为开始受到美军的反攻，而出现逆转的状况。一九四二年八月，美军开始以强大的兵力，反击日军在所罗门群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前进基地，迫使日本大本营决定，抽调在中国战区的部队与后勤支持，优先到南太平洋地区，设法顶住南方军不利的战局。 此时，日军大本营不但缺少充裕的兵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五号作战计划，甚至还要从中国境内抽调兵力支持南太平洋。所以日大本营在一九四二年年底，被迫决定终止五号作战计划，并以正式命令通知中国派遣军，设法维持在中国战区现有的战略局势，而放弃执行进攻四川的构想。日大本营的决定，令中国派遣军非常失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虽然准备采取独立的西攻计划，但是他的坐机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炮火击落身亡。日本中国派遣军进攻四川的行动，也就完全的停顿下来。 放弃进攻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日军在基本战略上极大的失策。因为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到此时虽然已看出，能否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是日本整个大东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它却没有断然执行的决心。日本一则就要不惜代价的全力执行五号作战计划，以将中国的国民政府打成流亡的游击政府，要不然就要设法提出中国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好将日军从中国的战略陷阱中抽出，否则日本主要的军力都陷在中国战区，最后只有面临惨败的结局。 因为以日本这样一个作战资源有限的国家，绝对不能同时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还能有能耐与国际强权在另外的战线作战。日军大本营竟然为了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初期的逆转，就放弃在中国战区的决定性攻势，足见日本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掌握到日本战略胜负的关键所在，又如何能够赢得这场历史大战的全面胜利？ 32.2 惊动国际瞻观的鄂西会战 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大本营调出王牌，指派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出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是日本陆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虎将，他出任十一军司令官，就是要重新掌握中国战区的日本战略机动部队，虽然日军大本营放弃了五号作战计划，仍然设法运用现有的日军兵力，增加对中国作战力量的打击。 横山勇在接任司令官之后，彻底地研究过日本的十一军的战略状况。他发现十一军，在经过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对与挑战薛岳所指挥的华军第九战区，以及向南进攻长沙，都已有些怯战的心态，所以在没有增加兵力的状况下，日十一军不宜再攻长沙；而由宜昌直接西攻四川，原是日本五号作战计划中，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因此横山决定要测试一下，日军能否通过这个复杂地形的阻碍，以及考验一下中国第六战区的防卫力量，以备日军未来若是进攻四川，增加实战的经验。 此外横山也在考虑，日军若是进攻位于宜昌与长沙连线之间的常德，不失为一个可以迫使华军两个战区发生难以兼顾的打击点。同时日军若是控制常德，就可以由湘西威胁贵州与四川。当然横山还有一个打算，就是日军的补给已经开始受到压力，日军需要设法从中国掠夺粮食的供应，常德地区是洞庭湖以西的粮食中心，所以横山决定率领十一军，转攻宜昌与常德。 横山所策划的作战计划，事先是经过非常细密的安排，他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逐步增加十一军的作战力量，并且开始经略长江以南与洞庭湖以北的地区，先后增兵控制了长江两岸的沙市与石首，然后准备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掠夺中国在宜昌的长江船队，以及湖南北部的粮食，以增加日军水运船队的能力，同时顺便测试一下中国第六战区防卫四川的作战实力。由于日本十一军在这个地区的加强活动，使得中国的第六战区也将部队调到洞庭湖北部增防。 横山勇极其擅长多路兵马同步出击，以及迅速改变进攻战线布局。一九四三年五月，横山勇指挥十一军的部队分头出击，一路日军从沙市渡过长江，开始进攻公安一带的长江南岸地区，另一支部队由石首与华容向洞庭湖一带的地区深入，并且到处劫掠粮食。接着横山勇又从宜昌派出部队，向南渡过枝江，摆出夹击洞庭湖北部华军主力的阵势，因此造成中国的第六战区判断，日军在洞庭湖北岸的攻势，目标可能是常德，因此增派大军防御常德外围阵地。 32.3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不料横山勇却突然在五月二十三日，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向西转北疾进，同时命令宜昌的日军向西出击，沿江逆流进攻石牌要塞，并且渡江攻占战略据点渔洋关，掩护主力部队向石牌要塞，进行多面围攻。横山勇的这项作战布局，甚至引起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的关切，亲自前往汉口，视察作战布署。横山更是将十一军司令部移到宜昌，以亲自就近指挥日军进攻石牌要塞。日军的企图是，假如能够突穿华军在三峡的防线，就可以威胁重庆的安危，进而造成国民政府全局的混乱。 这时中国的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正在云南与史迪威筹组远征军，因此要求代司令官孙连仲，务必要派遣重兵把守长江往四川的通路，绝对不能轻易地调动江防军去支持长江南岸的作战。因为陈诚认为，第六战区的最主要责任，就是守住四川东部，以屏障重庆的安全，这个地区的安危，牵动整个中国战区的民心士气，因此不可以有所闪失。当陈诚接到日军转变进攻方向，石牌要塞告急的消息，就立刻赶回恩施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亲自指挥自己的嫡系十八军，死守石牌要塞与外围阵地。 果然日军的攻势，原有引诱华军出击护粮，甚至防卫常德的策略，然后再乘虚袭击石牌要塞，以威胁重庆的安全。但是陈诚下令江防部队，绝对要坚守长江通往重庆的阵地。结果日军的主力作战，虽突然改成从宜昌向四川进行的突袭，却仍在石牌要塞，硬被守军阻挡下来，没有成功地突穿华军防线。 五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江水道中，劫掠了两万吨的各型船只，以及不少的粮食补给，日军藉此进行大肆的宣传，希望能够动摇中国部队的战略布署。但是陈诚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将在云南集结待训的部分远征军，抽调到石牌作战，五月二十九日，华军收复渔洋关，威胁到日军攻击石牌要塞的侧背。 而在重庆的蒋介石，也感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因此宣布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绝对要死守不退！在战况进入危急之时，蒋介石甚至一度准备亲自前往前线指挥作战，并且动用卫戍重庆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决战。而华军的各路兵马，更是奉到蒋介石的命令，在中美空军的支持之下，也开始汇集围攻日军。这时进攻的日军，在渔洋关既已失陷，石牌要塞在血战八个昼夜候仍无法攻破，因此横山不愿恋战，以免遭到损失。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横山下令日军退回长江北岸，但后撤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在宜都遭到华军的夹击，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场称作鄂西会战的作战，相当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为如何援助中国而进行决策上的争辩（当时宋子文与宋美龄都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其中又以中国能否有能力协同美国作战，早日击败日本，最事关重要。因为美国政府参战的基本立场，是如何能以最少代价与最短时间击败日本，列为他最优先的战略考虑。假如中国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么美国政府就只能依赖苏联的参战，来减轻美国对日本作战的压力。因此华军宜昌的作战成果，就成为中国展现战力的指标。 32.4 史迪威的谎言 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史迪威究竟是“哪一边”的参谋长？），他本人既不前往战场实际的察看，又不察核华军所呈报的战况，却基本上引用日军的宣传资料，就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鄂西会战，中国方面是虚报战功。史迪威声称，日军的出击，只是为了劫掠粮食与船舶而已，根本无意进攻宜昌外围而进入四川防区的阵地；他严厉指责华军竟然不敢出战护粮，反而虚报日军猛攻石牌要塞，其实日军并无进攻四川的攻势作战，日方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马歇尔当然把这个战报，作为游说罗斯福总统不要援助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 事实上，这场作战中，日军的参谋总长杉山元还为此亲自到达汉口，实地关切日军对于宜昌的攻击，因此这次作战绝对不是日军的劫粮行动而已，而是企图进攻四川的测试攻击。史迪威的说法，根本就是抄袭“东京玫瑰”的广播词，却成为他给华盛顿的一手机密报告。由于他对中国战区的报导极其不利，因而严重影响到美国军事决策阶层，对于中国战区的印象与支持1。 因此在鄂西会战的战场上，日军是付出很高的伤亡代价，同时并未获得攻击的胜利。但是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宣传上，日军却因有史迪威与美国媒体报道的支持，而大获全胜，那就是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只会进行龟缩的自保。这场作战的不实报告，事关重大，因为它开始影响到罗斯福对于援助中国的基本信心。罗斯福从此开始有些认为，中国无力协助美军击败日本，若是要打垮日本，恐怕必须要找苏联出兵；至于援助中国，则只要稍为应付一下，无需给与大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在开罗，向罗斯福又保证，“只要日军再打一次鄂西会战级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绝对溃败，”以增加罗斯福决定缩减支持中国作战的决心。 横山勇发动的这场鄂西之战，已经测试出中国部队据守四川东部的实力与决心。横山看得出来，除非日本投入全部的力量进攻四川，日军很难有突破第六战区的胜算把握。因此他决定，十一军既不易进攻长沙，最好也不要打宜昌以西的主意。这样一来，适合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了。 32.5 片瓦无存的常德会战 横山勇希望能够在常德一战，能够同时迫使中国的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主力出动决战，假如横山能够在常德大破两个战区的华军，将可奠定十一军压制华军战力的基础。此时日军大本营对于中国军队准备与盟国，在缅甸北部发动攻势，也感到不安，因此希望日本十一军进攻常德，可以牵制中国军队，无法放手在缅甸作战。因此日军大本营在核定十一军进攻常德方案时，要求延后一个月，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再展开攻势。 横山对于鄂西会战中国军队的表现，其实是相当的震惊，因此在准备进攻常德之时，横山决定要求加强兵力，因此特别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申请，希望能够从驻守京沪地区的第十三军中，抽调战力最强的一一六师团（岩永汪），纳入十一军常德会战之战斗序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同意，但是遭到第十三军反对，彼此还差点为这事件而翻脸。但是在十一军的常德作战为优先的考虑之下，最后由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决定，一一六师团还是拨给十一军，另外还设法从华北方面军中，也调拨部队支持。可见日军已经认为，单凭十一军本身的兵力，是不能对第六战区的中国部队，进行有效的打击（横山勇幸好有这个先见之明，否则常德会战，日军就难以全身而退了）。 横山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相当的着重欺敌的变化，横山准备进行多组进攻路线，交叉配合使用，形成一个钳形攻势。同时日军更为大胆的决定是，横山下令进攻常德的日军部队，少带粮食而多带弹药，日军所需的粮食，将从洞庭湖地区，直接劫掠中国农民的储粮，参战的日军高达五个师团以上，都以秘密运动的方式，前往攻击发起线。 正当日军全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的权力机构，正为史迪威事件，而爆发另外一波全面的内斗。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成功的运用他在宋家姊妹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歇尔的支持，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留任。宋子文与陈诚的权力因而遭到架空，以及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得势，这直接的影响到第六、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与薛岳的权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日军正式发动常德会战，东路的日军由第三与第十三师团组成，由正面渡过长江，由东向西攻击安乡，而北路的日军由六八与一一六师团组成，由常德的侧背，由北向南进攻瑗水与王家场。东路日军在突破华军防线之后，沿着洞庭湖的北岸，向东进攻津市与沣县，与北路日军会师。日军完成对沣水以北地区的控制后，立刻分兵两路向南旋转，渡过沣水，分别攻击位于常德西北方的两个据点，慈利与漆家河。 此时另外一支日军部队，第六八师团则渡过洞庭湖，沿着沅江的正面，直扑常德的外围重镇德山。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对常德迅速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天刚好是蒋介石率领代表团，飞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领袖会议的日子，因此蒋介石特别指示，第九战区的部队，也要动员支持常德会战。 常德是处在第六与第九战区交界，属于第六战区管辖，这时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因为史迪威事件而遭到排挤，因此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握的气势与决断，而将指挥权交给孙连仲代行。 32.6 悲壮卓绝之守卫战 当时负责防守常德的是华军七十四军的第五七师余程万。七十四军这支部队，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也是第六战区的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第六战区，原本担心日军在扫荡洞庭湖北部之后，再攻宜昌外围的战略重镇，有如第二次鄂西会战，因此重兵镇守宜昌外围，没有分出大军来守常德。直到日军六八师团进攻沅江，以及日军攻势全面向南旋转之后，才确定这次日军进攻的主力，是攻击常德，而非向西进攻四川。因此第六战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发动十八、七三、七四与一百军，尾随日军的后方，由北向南跟进，企图在常德外围包围日军。而当时由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机群，也在这场作战之中，担任一个主动出击与支持地面战斗的角色。 这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同样受到史迪威事件的影响，而被贴上被排挤的标签，因此在作战上，也不敢有太大的独断作为，在奉命支持常德会战之后，才派遣第十、五八、七二与暂编第二军，越过沅江支持第六战区作战。这时华军第十军表现出最为勇猛的攻势决心，全军以最快速度，驰援常德，猛攻日军在常德外围的战略制高点德山。 日军早就排出围点打援的作战布局，开始沉着地四面接战，只有在德山的作战，遭到华军第十军的猛冲，十一月三十日，日军的战线竟然被第十军突破。日军大为震动，再度使用毒气的手段，防止第十军的扩大突破。这时第十军已经攻到常德对岸的汽车站，但是却无法找到渡江的船只，也没有办法与守军联络。横山勇眼见战局的变化对围攻常德的日军不利，因此立刻调派日军作战的主力，围攻德山的第十军，并且使用空军猛烈炸射华军，造成第十军重大伤亡。预二师师长孙明瑾力战阵亡，日军在十二月三日，又以优势的兵力夺回德山，迫使粮弹与兵力不济的第十军退却。 而负责守卫常德的第五七师，在经过十五天的血战之后，整个常德城几乎被日军炮火打成废墟，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巷战与逐屋作战，双方的拼斗进入肉搏阶段。但是由于援军一直被阻在外围，日军甚至以开放通路撤退，以及劝降的方式，来动摇守军的抵抗意志，但是都被五七师拒绝。因此全师官兵八千五百人中，战到只剩三百二十一人，最后才跟着师长余程万突围，日军终于在十二月三日攻占了已成废墟的常德。 日军原来的作战计划，只想在常德痛击第六与九战区的华军，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常德，因此横山勇在攻占常德之后，发现华军援军是越围越多，因此就准备依原定的计划撤退。此时第九战区的其它支持部队，也在十二月四日陆续赶到常德，五八军与七二军猛攻德山，开始威胁到日军在常德的阵地，日军担心遭到华军的包围，因此更无意恋战，于是横山下令攻占常德的日军部队依梯次撤退。 但是这时日大本营却突然的改变作战计划，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军若是占领常德，会有助于未来打通粤汉铁路的战略侧翼掩护，因此急电横山勇的部队留驻常德。但是横山认为，十一军并无占领常德的兵力准备，目前的战线已在华军的围攻之下，所以断然拒绝日军大本营的命令，造成十一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大本营之间的激烈电报战。日军大本营特派作战部长真田少将到南京，前往了解实情，最后才依照横山的意见，日军放弃常德。这时华军已经在常德四周，建立了可观的围堵兵力，十二月九日，华军收复常德。日军在十日开始全线撤退，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它又撤回到作战之前的战线。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方面因为史迪威事件，对指挥系统所产生之冲突与影响，已经开始充分发酵。陈诚与薛岳一直是华军驻守第六与第九战区的主要战将，但是由于受到权利倾扎与排挤，不仅作战指挥难以发挥，后勤不足的问题，也已逐渐出现，虽然在常德会战中，华军仍然是英勇抵抗日军的攻势，但是开始失去精诚团结抗日的内在精神。 这时躲在缅甸原始森林的史迪威又向华盛顿报告，中国军队在常德并没有认真的作战，而让日军能够“来去自如”2。罗斯福总统因此非常恼火蒋介石，认为蒋介石“要钱第一，作战却不肯尽力”。蒋介石最受不了外人的批评，原本准备法办从常德血战突围的余程万师长，正好当时军政部邀约外国记者，到常德实地考察，结果当各国记者到达常德，发现整个城市，已打到片瓦无存的废墟状态，中日双方军队死伤之惨烈，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军队所有作战的标准，五七师的官兵已经是尽力而为了，这样余程万师长才得以死里逃生。在整个常德会战中，中国牺牲了三位师长；日军损失了两名联队长、与高达一个师团的兵力3。但是史迪威的战报是，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与日军力战。至今还有中国人呼应这种谎言，真是叫忠魂蒙冤，青史成灰。 综论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鄂西会战与常德会战，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区之后的主要对日作战，中国方面除了得到少量的空军援助之外，可以说战力并未得到美国的援助而实质的增进，却必须要要不断地应付来自美国关切的压力，以及澄清史迪威的“战报”疑点，对于中国而言，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史迪威的言行，造成盟国对于中国战区地位的轻视，以及影响到中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日精神，为明年的日军最后攻势，伏下了全面溃败危机的根源。 此时，史迪威又一直设法抽走华军部队，控制美国援助华军的装备，以支持他在缅甸北部原始森林作战的计划，更让中国战区面临内部空虚，与内讧再起的危机考验。常德会战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只能得到极少的装备与兵员补充，所以一直无法从这场作战的损失中复原，但是却即将面临日军历史性的全面攻势作战。 附注： [1] 不但国际社会开始炮制中国战区“无战论”，就连延安也附和史迪威的这个说法，说蒋介石自从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再与日军进行“硬战”。那么三次长沙大捷、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后来的衡阳会战，所创造的血泪斑斑的英勇战绩，令日军为之震动，都是谁在打的？ [2] 这真是怪事，史迪威根本没有离开野人山，如何能够知道常德会战的实情？ [3] 日军常德会战的前线总指挥岩永汪中将，在攻克常德之后的战报是，“常德已经自地球上消失，”可见这场作战的激烈程度。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第三十一章、中国战区与史迪威事件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实这个作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盟国”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国付出了超过其国力所及的代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对日军作战。由于英国一再地设下战略圈套，美国又经常搞错作战目标，因此滇缅作战，不单几乎耗竭了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战力，甚至还造成中国差点亡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历史悲剧。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30.1 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但是英军统帅魏菲尔（Varchibald Wavell），知道英国在缅甸几乎没有空军，却竟然要求蒋介石，将在缅甸受训成军的美国空军志愿军（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战机，全部拨给英军调度使用。但这对于中国战区急需空军支持作战的华军而言，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要求2，因此双方在协商之后，中国只有设法同意调拨部分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在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志愿军在缅甸发挥极其优异的空中战力，创造一比十四的空战战绩，使得美国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威名，立刻扬声国际。 30.2 最后一刻才向中国求援 不料盟国在南洋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英、美、荷三国的军队，在南洋对日作战的表现，根本不堪一击（比起中国军队在战场的作战表现，可以说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殖民大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仅仅在三个月内，就让日军就以席卷之势，攻下整个南洋地区，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接指向缅甸，这时英国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英国驻缅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国要想在缅甸抵抗日军的攻势，只有求助于中国军队的协防。因此英国在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国部队，分批南下，进入缅甸协防。当时中国自身的军力，只能勉强维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均势，要想分兵参加缅甸的防卫战，实在已经超过中国能力负担之外。但是蒋介石知道，滇缅交通不能中断，同时中国也必须负起盟国相互协防的责任，这样才能争取到盟国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国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遣中国仅有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最为精锐的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由史迪威指挥，进入缅甸与英缅军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个作战的战略前提是，英国能够控制东印度洋的航运，中国战区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所需的补给，能够继续流入缅甸的港口，以转运云南及大后方。这样中国防守缅甸，才有战略上的意义。问题是，当时中、英的联合兵力还是不足以防守缅甸全境，特别是英国的海、空军由于完全敌不过日军，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就退出了东印度洋，因此日军已经可以切断盟国经由印度洋进入缅甸港口的海上补给线。在此情况下，还要求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作战，事实上已经没有战略的意义，何况中国本身已长期面临兵力不足与补给困难的危险。但是英国仍然希望华军进入缅甸南部作战，以为印度的防卫，提供一些时间。最让人纳闷的是史迪威的心态，他自己从来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这时候却展现一种强烈的个人企图心，认为若是由他指挥盟军，就可以击败入侵缅甸的日军。 但是当时英国在整个南亚的战略，根本已有放弃缅甸，保全印度的构想，因为英国在缅甸只有三个师的英缅混合部队，也没有空军掩护，更缺乏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点非常的致命）。中国军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作战，早已有着未战先败的隐忧了。 但事实上，就全盘的战略格局而言，英国保卫东印度洋与缅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价，也是值得与必要的。因为如此可以让中国得到维持作战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装备支持的中国军队，不但可以成功地牵制、甚至可以主动打击日军，这在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但是英国却始终认为，盟国绝对不能给中国多一点的援助，以防中国军队强大到可以打击日军；因为中国一旦得到复兴，欧洲的帝国殖民主义就不能在战后的亚洲东山再起了。因此英国在缅甸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是准备敷衍一下，并且存心拖中国下水，以牵制日军进攻印度，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力拼保全的对外交通生命线，所以中、英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差异极大。同时究竟如何在缅甸建立整体作战的架构，以及后勤支持的分配，中英之间也有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自己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是英军的四倍，因此不适合由英国将领指挥，英国则认为自己是地主国，盟军应该由英国统一指挥作战，但问题是英国在缅甸根本没有全盘作战的战略布局。因此这场作战指挥与部署，就显得既混乱，又权责不明。同时华军进入缅甸部署的时间太晚，当地人民不愿和盟军合作，因此不但当地的热带环境难以适应，所有的交通运输更是困难重重；英国甚至连清楚的地图都没有交给中国军队，造成华军在缅甸作战极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原是日军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对于日军由南洋攻占缅甸，以切断支持中国抗日力量之生命线的大战略，有着极高的企图心。所以当日军在攻克南洋之后，立刻转向缅甸作战。寺内寿一把日军精锐的兵力，编成第十五军战斗序列，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统帅，下辖一八、三三、五五与五六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及配属战车与机械化部队支持[3]，进攻缅甸、进窥印度，并且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 30.3 中国军队力挡日军攻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 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30.4 史迪威错误的作战布署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 中国军队在缅甸残遭重创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 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30.6 史迪威弃军逃命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30.7 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检讨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 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30.8 反攻缅甸计划，盟国打击中国的阴谋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 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 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30.9 邱吉尔决心出卖中国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 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 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 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 of Army Air Force）安诺德（Henry Arnold）与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 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 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30.10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 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30.11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30.12 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作战，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困难的冒险，“人与天争”甚至比“人与人争”还要可怕。日军在地形与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胡康河谷据险布防，这个地区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带”，大军的运动极其困难。所以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纯粹是一场放着当务之急不干（迎击日在中国本土的攻势），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战力的运动。中国驻印军都是从华军之中挑选过的精锐，又得到美国的装备，因此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蛮荒地区作战，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浪（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费。可是史迪威却急于复仇[14]，竟然全力在这个地区督战，单论其个人的勇气与毅力，固然值得钦佩，但整个中国战区正面临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日军正开始对中国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战区却将最为优秀的部队，放在最为艰苦的地区，进行不必要的耗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国驻印军一方面开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与环境的困难，与据险作战的日军进行艰困的正面遭遇战，另一方面为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军事障碍。虽然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进展，但是速度非常迟缓，特别是热带的雨季，使得军队的运动与作战，在原本就复杂艰险的山地丛林中变得难上加难，大自然的力量对造成了军队无法想象的负担。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强迫进行无谓的浪费，而留下员额、装备均不足的华军，在中国战区遭到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全面攻击。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投入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但是马歇尔仍然不肯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在罗斯福五度施压与马歇尔三次威胁之下，最后马歇尔由“自己”给蒋介石最后通牒，假如中国再不出兵缅甸，美国将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只有被迫同意，将美援改装的六个中国军，组成第十一与二十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过怒江，从东北部攻入缅甸，进攻缅甸北部的日军据点，以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此时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进行全面攻势的时刻，但华军的战略预备队，不能优先防卫自己的国家，却必须参加蒙巴顿与史迪威的“私人”作战，在无法迅速取得胜利的次要战场上打一场无关大局的恶仗。结果当然是史迪威所指挥的缅北战场一再传出捷报，但是中国的主战场，却一再出现全面崩溃的战况。这样史迪威成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英雄”，蒋介石成为失利的败军之将。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亲自”组织一支丛林远征突击队，在胡康河谷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缅北重镇密支那的外围，一举攻占了密支那机场，当然这个突击作战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个人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另一章。 但是，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史迪威英雄突击部队，接下来不但无法真正攻（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克密支那市区，反而受到日军四面的包围；盟国为了支持史迪威这个传奇英雄，造成盟军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迫使蒙巴顿必须抽调与动员一切的军力与后勤（包括属于援助中国战区的后勤资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击密支那机场的“梦幻队伍”突然变成恶梦里的一群落汤鸡。在密支那外围的盟国部队虽拥有几倍于日本守军的优势兵力与火力，却由于史迪威差劲的指挥能力，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当然这里必须承认，日本的三十三军（本多政材）与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无论是指挥官在内线作战上的优异指挥能力，以及日本守军血战至死都不轻易退却的精神，更让史迪威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 而为了攻克密支那这个据点，史迪威总共耗尽四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四名不同国籍的战场指挥官，前后鏖战接近三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在密支那会师，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国部队负责，攻克了密支那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旗下的五六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自杀。史迪威当然成为打败日军的传奇英雄。其实整个缅甸乃至中国的战局，都因为密支那突击战所惹出来的问题，而产生了极严重与不利的影响，而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军队才攻下了密支那。 这时候，正是中国战区的衡阳会战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蒋介石手边已经调不出任何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生力军去解衡阳之围，同时史迪威也将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补给，全数浪费在缅甸战场。因此日军终于攻克衡阳。中国战区在衡阳会战失败之后，整个战力与士气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中国抗日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时在怒江河谷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共有六个军，由卫立煌指挥，分成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与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远征军发挥了优势装备与训练的作战能力，沿着怒江河谷，交叉掩护，逐一攻克日军所控制的险峻据点。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的特别困难，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密林与无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个地区，得到迅速与重大的战果。当然日本的守军（第二、十八、与五六等三个师团），深知在这个地区的防守作战，事关控制中国对外通路的关键所在，日军上下可以说是发挥最高的决死抵抗之决心，不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停止反抗。 所以中国军队两个装备最为充足的集团军，在怒江河谷战场虽然发挥极其优异的攻势作战能力，但是仍然受制于地形与日军战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必须不断的消耗人力与时间，逐一歼灭顽敌，结果中国的远征军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终于的打通怒江河谷，与驻印的中国部队，于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这时日军在缅甸的战力，才趋于瓦解，但是中国战区，却因为不当的军力抽调与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军全面地蹂躏。 虽然说中国部队缅北作战，攻克日军的阵地，是有助于空运的加强与陆运的联系，但是若是与中国战区的全面惨败相比，实在是一个完全得不偿失的选择，特别是所谓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作战，从雷多到云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费了一亿四千万美元，与四万三千中国民工修建，但是这一段公路，经过了人类不适生存的蛮荒地区，地形之险峻复杂，以及气候、环境对于正常运输的影响，困难简直是难以想象，其维护费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无法发挥运输的功能。车队单程行驶的时间是十二天，运输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状况下，平均每月的公路运输量只有五千吨而已；在雨季时间，整条公路则近乎完全停摆。但是同时间的空运每月已经高达五万吨，所以这条公路的宣传效益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假如建筑费用可以用来增购飞机与空运设备，盟国早就可以解决援助中国战力不足的重大问题了。 第二次滇缅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消耗与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是中国战区遭到出卖的策略。盟国先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一再的失信于中国，其实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协助中国，进行全面反攻缅甸之战、打通援助中国的公路。盟国虽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难，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不允许中国提早打开通路而拿到足够的援助，否则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战力，英国就没有机会恢复其殖民大国的“伟大计划”了。盟国的军政领袖，竟然在中国战区面临最为危机的时刻，还要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不顾中国战区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缅北的原始丛林之战，实在是对中国人最残忍的压迫手段，好象在亚洲大陆的作战，只有白种人参战的缅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战场，至于是否会牵动中国战区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国考虑的范围之内。 马歇尔一直拿这一点还没送出手的盟国援助作为恐吓的工具，一再威胁中国必须出兵缅甸，中国战区兵力被抽一空，最后面临近乎全面崩溃的危机。当然整个中国，北起河南，南到贵州，全面遭到日军地蹂躏，河山残破，人民九死流离，中国人的血泪染红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也导致元气尽失的中国在雅尔达密约中，遭到英、苏、美联手的出卖，而这些历史的悲剧，全只为了满足史迪威在缅甸原始森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这就是滇缅之战对于整个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遭到日军空前之蹂躏与挫败，以及受到盟国联手出卖的真正“贡献”。打通滇缅的国际通路，固然是事关中国能够得到抗日战争资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苏联这个盟国能够对中国“网开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许中国的西北通路运作，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 事实上，当时苏联早已无对日本安全与战略的顾虑，更应负起盟国的基本责任，苏联无需自己援助中国，只需要允许美援路过苏联而已，这种苏联断绝援助中国通路，欲陷中国于死地的立场与做法，还配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吗？假如西北通路能够正常运作，中国与盟国根本就不会发生由滇缅作战引发的众多问题与危机，中国早就能够获得援助、武装而壮大。只要中国军队得到足够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国战场之中，扮演主动反攻日军的角色，及早收复华南沿海，迫使日军遭到更重大损失。这样也许美国根本无需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更不要雇佣苏联当“佣兵”来劫掠亚洲，就可以结束亚洲的战事了。一个有实力与军力的中国，更不会被迫放弃外蒙古的领土，甚至可以对琉球等战略要地，作出更为有利的历史选择。中国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为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她也会给与亚洲各新兴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但华夏儿女无需遭到如此众多的苦难，亚洲与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也势将全面地改写。（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附注： [1] 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 [2] 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 [3] 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 [4] 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己前途的赌博行为。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 [5] 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 [6] 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 [7] 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 [8]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 [9] 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 [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 [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 [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 [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 [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 [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郑浪平 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之中，究竟中国共产党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先旗帜鲜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热情支持，成功地打响了抗日的文宣战，唤起了抗日的民气。但是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能够主动以宣传出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抗日文宣，配合国际社会削弱、扭曲中国抗日真相的立场，塑造成为一个印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不过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所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也仅能是无足轻重的游击骚扰作战（即“麻雀战争”）。 29.1 抛开政治的包袱、面对抗日历史的真相 这个错误的印象，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面的作战，中国的军队仍然守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中国军队甚至可以在大型会战之中，与日军的主力进行硬碰硬的作战，多次使得日军主力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挫败。 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宣传，八路军在当时的表现是多么英勇（当然有不少的战斗是真实而且惨烈的），但是中共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时中共的军力实在有限，在全力“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下，对于日军只是采取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杀共军当中一些个别的抗日行动（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共军游击战的牺牲也是一样的惨烈，同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游击战也有战略牵制作用存在，不过究竟与正规的、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起来，还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所指挥的国军所负责，盟国是与国民政府组成四强为首的联合国，日军是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问题是，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取得胜利，为了消除人民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记忆”，当然要在抗日战争的史实上，有些“调整”，而不愿让中国人民记得，蒋介石是如何坚苦卓绝的领导抗日，与国民政府是如何以实力成为全球的四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中，如何把列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撤销。这样强调共产党为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战历史”，就使得许多的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失去了史实的焦点，中国人民英勇的历史贡献便沦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最大的问题，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装备以及军队训练素质落后日本很多之外，中国总体国力与财力，更是无法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比较。此外，中国对内无法团结一致，对外难以争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特别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断进逼，非要彻底灭亡中国的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表现出一幅爱莫能助、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时只有与日本有世仇与利害直接冲突的苏联，还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蒋介石明知苏联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实超过于日本，但是除了采取联苏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别无他法。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机四伏，唯一能够暂时帮忙中国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企图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了准备抗日竟需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可见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是多么地现实与冷酷。 29.2 共军抗日独树一帜 但苏联的条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中国人民与所有的团体，不分党派共同抗日。中共的这个口号与政策，获得广大人民与舆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得不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压力，以及广大民意的要求下，将中共纳入抗日的阵营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联终于达成军援中国的协议；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队八路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日部队番号。中国共产党与共军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设法鼓动抗日风潮，发起各种的抗日运动，成为中国要求抗日的舆论领导者，但是却没有机会真正的与日军作战，直到接受收编之后，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战斗序列之中，和日军真正地进行作战。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作战。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过平型关作战，负责在战线后的游击战，伏击到日军的一支运输中队，获得了奇袭的战果。但是之后中共的部队，就自行独立发展与运作，对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是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采取参考的立场，并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国民政府其它部队一起协同作战，而是自己独立作战，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八路军之所以会独树一帜，进行自己的抗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产党列宁专政教条的影响。共产党绝不会与其它政治团体平起平坐地进行政治竞争，以争取民意支持而交替执政。共产党进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地位：一个是在未执政时的“地下党”。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建党与建军的革命过程，当时共产党抗日终极的意义，并非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是反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中国共产党只是藉着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为手段，来达成最终之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来看，八路军几乎没有在抗日战争重大的战役中出现过，更别说担任主要作战的角色了。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共的军队，完全没有参与抗日的战争，但这却代表中共的部队，没有主动参与对抗日军的“战略性作战”。八路军的组织力强、运动能力高，擅长控制与发展的策略，有着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到处都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与收编部队。 八路军前身是从井岗山起家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打游击己成了八路军的专长绝技，共军的游击战可以说是发展到“超微化”，甚至一个班、一个排的兵力，都可以进行游击与破坏战。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攻击，八路军很少对日进行营级以上部队的攻坚作战，共军以发展与扩张实力，做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先策略，而不是针对日军主动进行猛攻猛打的作战，在国民政府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几乎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因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一，所有八路军会与日军作战；但是打击日军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如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军的历史任务，所以共军的抗日方针，是以发展为优先的。 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它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 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持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伤与损失，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29.4 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 日军与共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多是游击与扫荡战，双方主力对阵的机会很少，但是长途跋涉的运动战，却造成了颇多的伤亡，特别是老百姓的损失更大。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征，是“军民一体”的分进合击作战，所以日军反击起来，也就军民不分的“一体消灭”。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游击战能够以小搏大，除了它灵活的战斗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为作战的主要贡献者与牺牲者。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军阶军官，是日军的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少将（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师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该部日军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执行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在晋、察边区一带，追击八路军游击队。十月中，旅团长阿部亲率部队，深入山区追击。结果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队，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雁宿崖设下埋伏而歼灭。 阿部规秀在接到日军遭到围歼的惨败报告之后，急于报仇以挽回军威，于是不顾一切地孤军继续追击共军；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领的日军，在黄土岭再度遭到八路军杨成武的包围，阿部在混乱中下令突围，在七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弹阵亡。阿部规秀少将（被追赠中将军阶）的战死，曾经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军阶日军将领。国民政府军队所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十一军军长冢田攻中将（日军追赠大将军阶）。 共军在抗日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动员三个师团的兵力，由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进攻山西东南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日军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攻占了八路军的总部郭家峪，八路军下令全面撤退转进；六月二日，日军在后续的追击战中，造成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在麻田被日军射杀。这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最高将领。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是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上将，与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上将。 29.5 共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年中，在日军大举扫荡游击队的作战之下，属于八路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也遭到日军严重的压迫，因此八路军决定适时反击，以突破日军的扩大封锁线。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运作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由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人，在面对日军不断的扫荡与收缩游击队战线的压力之下，决定运用实力已经发展多时的共军，主动在正太铁路沿线，发动一次反击攻势，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并且检验共军扩编的战力。 这个主动攻击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率军参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事先没有正式呈报中共的中央军委会核准，但是毛泽东等军委会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不过并未加以阻止或是进入审查，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泽东的意见是同意对日军进行反击，但是兵力尽量压缩在十五个团左右3。 这个命令指示如下： 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着的战绩。”“为打破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于隐蔽及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因此这次战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准备调动共军一二九、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正太铁路，截断交通线，打破日军封锁所做的主动攻击行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一二九师出动八个团，一二○师出动四个团，晋察冀军区出动十个团，总计二十二个团，参与破坏正太铁路的作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的二十二个团，秘密地集结，在毫无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发动了全线与同步的攻击。而其它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加入请战抗日的行列，最后所有参与作战的八路军，番号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共计十五万的兵力。 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预警的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击之后，可以说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进行的相当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多达十几处地方，都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破坏而中断。八路军在正太路初期攻势的顺利，引起更多的共军要求加入作战，因此动员的兵力，就远超过原先的计划。 八路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电报表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团，于二十日晚已经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百团大战就这样成为八路军一次空前绝后的抗日文宣战题材。当时国民政府（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正在节节败退之时，面对困坐愁城的低迷压力，对于任何有利于人心士气的战报，都会加以扩大的宣传，所有八路军发生百团大战的消息，当然成为全国性的宣传重点。 29.6 共军突击成功与日军的反击 而战事一旦展开，在华北的日军，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多处伏击，受到不少的损失与死伤。在惊魂甫定之后，日军的反应当然是惊怒交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而受到共军攻击的日本的第一军，以及统筹全局的华北方面军也立刻设法稳住战局与调动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扑。分散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一九四○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开始，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军设法化整为零、退出战线为止。共军陆续参与这场作战的部队总数，前后加起来，达到了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战地点是正太铁路沿线。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前后总共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参战，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另外出动三十一个团，分头破坏北平与冀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于战局的情报判断。在聂荣臻的指挥之下，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而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是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 当时聂荣臻的战报指出，八路军曾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与日军的第四与八独立混成旅团作战，并且先后攻克或是包围日军的大小据点数十个。当然八路军主要的目的是运动战与破坏战，因此攻克之据点多半在破坏之后，将可以运用的器材物资带走，在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后，立刻加以放弃。事实上，八路军并未完全地攻克娘子关，只是攻进娘子关，占领部分地区，由于与日军休假的部队遭遇，因此高估了日军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军也优先赶往支持，造成八路军迅速退却。 而由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总共出动四十七个团，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攻击阳泉；日军则是奉命全力反击，结果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支持攻击，八路军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势，袭击阳泉附近的日军交通据点。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三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造成日军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阵亡。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斗事件。 由贺龙指挥的共军晋绥军区部队，其出动二十二个团兵力，在山西境内，攻击与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是属于破坏作战与牵制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组成反击兵力，一方面设法收复所有遭到八路军攻占的据点，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与电话线，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军的主力，给予反制与打击。但是日军发现，八路军的地区控制极其成功，人民与军队配合程度极高，日军根本难以得到情报与后勤支持，因此参与扫荡作战的日军，多半是扑空而返。同时八路军的运动与组织，都非常的灵活与具有弹性，所以日军无法在短期内，对八路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当日军的扫荡作战才刚刚的结束，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攻势，又在九月二十日展开，这回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其中爆发激战的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在插箭岭的攻击，与日军作战七昼夜，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于是日军只有再度组成扫荡作战的兵力，对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追击与扫荡作战，这次日军的攻势，虽然没有捕捉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破坏。 而后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这次的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因此八路军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是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不过从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就开始详细研究八路军的组织与战术，进行长期、主动的扫荡作战，加强日军的“治安肃正”方案；日军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当成一个相当困扰与具有威胁的敌对目标看待。 29.7 百团作战的检讨 综观一九四○年下半年，整个八路军的百团作战，前后历时三个半月，总共动员了十五万人的兵力，参战部队的番号，最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的四个省区，进行同步攻击的游击战、破坏战与攻坚战，由于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袭的效果，日军的反击也遭到牵制，一度使日军陷入了困惑与被动的状态，算是八路军相当成功的一次主动出击作战，不过作战的性质，仍然是多场的游击战所串连而成的作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 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 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 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 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第三十章、滇缅作战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滇缅作战是华军唯一在中国领土之外，所打的主要会战。滇缅作战主要的战略任务，是要维持与打通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使中国能够输入作战的资源，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圣战。 而为了打通这条维持中国战力的国际通路，中国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高的代价。令人非常感慨的是，其实这个作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是因为“盟国”苏联主动切断了中国的西北通路，才迫使中国付出了超过其国力所及的代价，在缅甸的热带丛林对日军作战。由于英国一再地设下战略圈套，美国又经常搞错作战目标，因此滇缅作战，不单几乎耗竭了中国本来就不足的战力，甚至还造成中国差点亡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历史悲剧。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30.1 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但是英军统帅魏菲尔（Varchibald Wavell），知道英国在缅甸几乎没有空军，却竟然要求蒋介石，将在缅甸受训成军的美国空军志愿军（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战机，全部拨给英军调度使用。但这对于中国战区急需空军支持作战的华军而言，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要求2，因此双方在协商之后，中国只有设法同意调拨部分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在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志愿军在缅甸发挥极其优异的空中战力，创造一比十四的空战战绩，使得美国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威名，立刻扬声国际。 30.2 最后一刻才向中国求援 不料盟国在南洋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英、美、荷三国的军队，在南洋对日作战的表现，根本不堪一击（比起中国军队在战场的作战表现，可以说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殖民大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仅仅在三个月内，就让日军就以席卷之势，攻下整个南洋地区，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接指向缅甸，这时英国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英国驻缅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国要想在缅甸抵抗日军的攻势，只有求助于中国军队的协防。因此英国在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国部队，分批南下，进入缅甸协防。当时中国自身的军力，只能勉强维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均势，要想分兵参加缅甸的防卫战，实在已经超过中国能力负担之外。但是蒋介石知道，滇缅交通不能中断，同时中国也必须负起盟国相互协防的责任，这样才能争取到盟国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国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遣中国仅有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最为精锐的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由史迪威指挥，进入缅甸与英缅军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个作战的战略前提是，英国能够控制东印度洋的航运，中国战区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所需的补给，能够继续流入缅甸的港口，以转运云南及大后方。这样中国防守缅甸，才有战略上的意义。问题是，当时中、英的联合兵力还是不足以防守缅甸全境，特别是英国的海、空军由于完全敌不过日军，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就退出了东印度洋，因此日军已经可以切断盟国经由印度洋进入缅甸港口的海上补给线。在此情况下，还要求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作战，事实上已经没有战略的意义，何况中国本身已长期面临兵力不足与补给困难的危险。但是英国仍然希望华军进入缅甸南部作战，以为印度的防卫，提供一些时间。最让人纳闷的是史迪威的心态，他自己从来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这时候却展现一种强烈的个人企图心，认为若是由他指挥盟军，就可以击败入侵缅甸的日军。 但是当时英国在整个南亚的战略，根本已有放弃缅甸，保全印度的构想，因为英国在缅甸只有三个师的英缅混合部队，也没有空军掩护，更缺乏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点非常的致命）。中国军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作战，早已有着未战先败的隐忧了。 但事实上，就全盘的战略格局而言，英国保卫东印度洋与缅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价，也是值得与必要的。因为如此可以让中国得到维持作战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装备支持的中国军队，不但可以成功地牵制、甚至可以主动打击日军，这在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但是英国却始终认为，盟国绝对不能给中国多一点的援助，以防中国军队强大到可以打击日军；因为中国一旦得到复兴，欧洲的帝国殖民主义就不能在战后的亚洲东山再起了。因此英国在缅甸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是准备敷衍一下，并且存心拖中国下水，以牵制日军进攻印度，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力拼保全的对外交通生命线，所以中、英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差异极大。同时究竟如何在缅甸建立整体作战的架构，以及后勤支持的分配，中英之间也有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自己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是英军的四倍，因此不适合由英国将领指挥，英国则认为自己是地主国，盟军应该由英国统一指挥作战，但问题是英国在缅甸根本没有全盘作战的战略布局。因此这场作战指挥与部署，就显得既混乱，又权责不明。同时华军进入缅甸部署的时间太晚，当地人民不愿和盟军合作，因此不但当地的热带环境难以适应，所有的交通运输更是困难重重；英国甚至连清楚的地图都没有交给中国军队，造成华军在缅甸作战极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原是日军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对于日军由南洋攻占缅甸，以切断支持中国抗日力量之生命线的大战略，有着极高的企图心。所以当日军在攻克南洋之后，立刻转向缅甸作战。寺内寿一把日军精锐的兵力，编成第十五军战斗序列，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统帅，下辖一八、三三、五五与五六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及配属战车与机械化部队支持[3]，进攻缅甸、进窥印度，并且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 30.3 中国军队力挡日军攻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直到景东（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Pyinmana）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3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 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30.4 史迪威错误的作战布署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持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持，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 中国军队在缅甸残遭重创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么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了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 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30.6 史迪威弃军逃命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 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蒋介石还是经过其它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30.7 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检讨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持。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它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持，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持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持，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 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了。 30.8 反攻缅甸计划，盟国打击中国的阴谋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 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 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 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30.9 邱吉尔决心出卖中国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 J.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持。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7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 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 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 of Army Air Force）安诺德（Henry Arnold）与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持，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 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 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 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兼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30.10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9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持，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 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斯大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 而无论是斯大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苦撑到底。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30.11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持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持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30.12 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作战，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困难的冒险，“人与天争”甚至比“人与人争”还要可怕。日军在地形与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胡康河谷据险布防，这个地区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带”，大军的运动极其困难。所以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纯粹是一场放着当务之急不干（迎击日在中国本土的攻势），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战力的运动。中国驻印军都是从华军之中挑选过的精锐，又得到美国的装备，因此作战能力极强，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蛮荒地区作战，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浪（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费。可是史迪威却急于复仇[14]，竟然全力在这个地区督战，单论其个人的勇气与毅力，固然值得钦佩，但整个中国战区正面临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日军正开始对中国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战区却将最为优秀的部队，放在最为艰苦的地区，进行不必要的耗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国驻印军一方面开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与环境的困难，与据险作战的日军进行艰困的正面遭遇战，另一方面为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军事障碍。虽然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进展，但是速度非常迟缓，特别是热带的雨季，使得军队的运动与作战，在原本就复杂艰险的山地丛林中变得难上加难，大自然的力量对造成了军队无法想象的负担。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强迫进行无谓的浪费，而留下员额、装备均不足的华军，在中国战区遭到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全面攻击。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投入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但是马歇尔仍然不肯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在罗斯福五度施压与马歇尔三次威胁之下，最后马歇尔由“自己”给蒋介石最后通牒，假如中国再不出兵缅甸，美国将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只有被迫同意，将美援改装的六个中国军，组成第十一与二十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过怒江，从东北部攻入缅甸，进攻缅甸北部的日军据点，以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此时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进行全面攻势的时刻，但华军的战略预备队，不能优先防卫自己的国家，却必须参加蒙巴顿与史迪威的“私人”作战，在无法迅速取得胜利的次要战场上打一场无关大局的恶仗。结果当然是史迪威所指挥的缅北战场一再传出捷报，但是中国的主战场，却一再出现全面崩溃的战况。这样史迪威成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英雄”，蒋介石成为失利的败军之将。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亲自”组织一支丛林远征突击队，在胡康河谷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缅北重镇密支那的外围，一举攻占了密支那机场，当然这个突击作战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个人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另一章。 但是，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史迪威英雄突击部队，接下来不但无法真正攻（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克密支那市区，反而受到日军四面的包围；盟国为了支持史迪威这个传奇英雄，造成盟军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迫使蒙巴顿必须抽调与动员一切的军力与后勤（包括属于援助中国战区的后勤资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击密支那机场的“梦幻队伍”突然变成恶梦里的一群落汤鸡。在密支那外围的盟国部队虽拥有几倍于日本守军的优势兵力与火力，却由于史迪威差劲的指挥能力，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当然这里必须承认，日本的三十三军（本多政材）与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无论是指挥官在内线作战上的优异指挥能力，以及日本守军血战至死都不轻易退却的精神，更让史迪威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 而为了攻克密支那这个据点，史迪威总共耗尽四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四名不同国籍的战场指挥官，前后鏖战接近三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在密支那会师，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国部队负责，攻克了密支那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旗下的五六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自杀。史迪威当然成为打败日军的传奇英雄。其实整个缅甸乃至中国的战局，都因为密支那突击战所惹出来的问题，而产生了极严重与不利的影响，而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军队才攻下了密支那。 这时候，正是中国战区的衡阳会战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蒋介石手边已经调不出任何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生力军去解衡阳之围，同时史迪威也将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补给，全数浪费在缅甸战场。因此日军终于攻克衡阳。中国战区在衡阳会战失败之后，整个战力与士气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中国抗日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时在怒江河谷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共有六个军，由卫立煌指挥，分成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与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远征军发挥了优势装备与训练的作战能力，沿着怒江河谷，交叉掩护，逐一攻克日军所控制的险峻据点。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的特别困难，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密林与无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个地区，得到迅速与重大的战果。当然日本的守军（第二、十八、与五六等三个师团），深知在这个地区的防守作战，事关控制中国对外通路的关键所在，日军上下可以说是发挥最高的决死抵抗之决心，不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停止反抗。 所以中国军队两个装备最为充足的集团军，在怒江河谷战场虽然发挥极其优异的攻势作战能力，但是仍然受制于地形与日军战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必须不断的消耗人力与时间，逐一歼灭顽敌，结果中国的远征军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终于的打通怒江河谷，与驻印的中国部队，于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这时日军在缅甸的战力，才趋于瓦解，但是中国战区，却因为不当的军力抽调与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军全面地蹂躏。 虽然说中国部队缅北作战，攻克日军的阵地，是有助于空运的加强与陆运的联系，但是若是与中国战区的全面惨败相比，实在是一个完全得不偿失的选择，特别是所谓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作战，从雷多到云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费了一亿四千万美元，与四万三千中国民工修建，但是这一段公路，经过了人类不适生存的蛮荒地区，地形之险峻复杂，以及气候、环境对于正常运输的影响，困难简直是难以想象，其维护费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无法发挥运输的功能。车队单程行驶的时间是十二天，运输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状况下，平均每月的公路运输量只有五千吨而已；在雨季时间，整条公路则近乎完全停摆。但是同时间的空运每月已经高达五万吨，所以这条公路的宣传效益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假如建筑费用可以用来增购飞机与空运设备，盟国早就可以解决援助中国战力不足的重大问题了。 第二次滇缅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消耗与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是中国战区遭到出卖的策略。盟国先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一再的失信于中国，其实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协助中国，进行全面反攻缅甸之战、打通援助中国的公路。盟国虽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难，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不允许中国提早打开通路而拿到足够的援助，否则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战力，英国就没有机会恢复其殖民大国的“伟大计划”了。盟国的军政领袖，竟然在中国战区面临最为危机的时刻，还要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不顾中国战区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缅北的原始丛林之战，实在是对中国人最残忍的压迫手段，好象在亚洲大陆的作战，只有白种人参战的缅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战场，至于是否会牵动中国战区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国考虑的范围之内。 马歇尔一直拿这一点还没送出手的盟国援助作为恐吓的工具，一再威胁中国必须出兵缅甸，中国战区兵力被抽一空，最后面临近乎全面崩溃的危机。当然整个中国，北起河南，南到贵州，全面遭到日军地蹂躏，河山残破，人民九死流离，中国人的血泪染红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也导致元气尽失的中国在雅尔达密约中，遭到英、苏、美联手的出卖，而这些历史的悲剧，全只为了满足史迪威在缅甸原始森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这就是滇缅之战对于整个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遭到日军空前之蹂躏与挫败，以及受到盟国联手出卖的真正“贡献”。打通滇缅的国际通路，固然是事关中国能够得到抗日战争资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苏联这个盟国能够对中国“网开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许中国的西北通路运作，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 事实上，当时苏联早已无对日本安全与战略的顾虑，更应负起盟国的基本责任，苏联无需自己援助中国，只需要允许美援路过苏联而已，这种苏联断绝援助中国通路，欲陷中国于死地的立场与做法，还配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吗？假如西北通路能够正常运作，中国与盟国根本就不会发生由滇缅作战引发的众多问题与危机，中国早就能够获得援助、武装而壮大。只要中国军队得到足够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国战场之中，扮演主动反攻日军的角色，及早收复华南沿海，迫使日军遭到更重大损失。这样也许美国根本无需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更不要雇佣苏联当“佣兵”来劫掠亚洲，就可以结束亚洲的战事了。一个有实力与军力的中国，更不会被迫放弃外蒙古的领土，甚至可以对琉球等战略要地，作出更为有利的历史选择。中国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为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她也会给与亚洲各新兴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但华夏儿女无需遭到如此众多的苦难，亚洲与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也势将全面地改写。（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附注： [1] 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 [2] 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 [3] 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 [4] 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己前途的赌博行为。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 [5] 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 [6] 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 [7] 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 [8]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 [9] 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 [10]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 [11]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 [12]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 [13]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14]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 [15]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 [16]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
|
|||||||
|
|
